译经的初始期，还无“译场列位”之名，只叫作“译纪”，但二名是同义的，此译纪中只有两个职位，一为笔受，一为证文，而无润文，证文即是鄜州王龟从。王龟从是一个地方官员，从其可上表皇帝来看，是一个级别较高的官员，对政治当然会有本能的敏感，政策也必须由像他这样的地方官员执行，或许他从政治形势当中看出了风向，于是让梵僧法天译经，自己润文，并将所译经文上交皇帝，得到了太宗的嘉奖，由此开启了北宋的译经时代。

译场列位**后一位是润文，984和991年此职位是张洎，张洎是来自南唐李煜时代的降臣，是李煜手下重要的大臣，入宋后在宋太祖时成为太子中允，在刑部任职。太宗即位后，“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未几，使高丽，复命，改户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令以本官知译经院，迁兵部员外郎、礼户二部郎中。”“端拱初，洎未几选为太仆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课，拜右谏议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馆修撰、判集贤院事。”他在984年的头衔是“朝奉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柱国赐紫金鱼袋”，991年的头衔是“士散大夫守太仆少卿柱国赐紫金鱼袋”，译场列位记录的官职信息与《宋史》所记完全对应。在列位中，分为僧人和官员，普通僧人在前，重要职位在后，作为译主的几位梵僧在其他职位的普通僧人之后，再往后是朝廷官员，官位小的在前，的在后，张洎就是在整个列位**后一位的官员。

999年的《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润文是中散大夫尚书司部郎中知制诰判史馆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朱昂，朱昂也是前朝来的降臣，“真宗即位，……俄知制诰，判史馆，受诏编次三馆秘阁书籍，既毕，加吏部。”咸平元年（998）“诏知制诰朱昂兼译经润文官”，“咸平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由此来看，“润文”不只是为文润色那么简单，这个职位是一个“官”，是整个译场的管理者，也要对经文质量负责，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有梵僧和本土僧人来做。张洎也是如此，二人的经历有相同之处，都做过地方官，都在史馆工作过，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而且二人的官位都比较高，都有在朝廷重要部门兵部、礼部、吏部的任职经历。

张洎在984年的头衔是“朝奉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柱国赐紫金鱼袋”，在宋初文散官阶中，朝奉大夫为正五下，不及三品服紫则加“赐”字，品位等级中“上柱国”是正二品。991的头衔是“中散大夫守太仆少卿柱国赐紫金鱼袋”，中散大夫为正五上，柱国是从二品。“上柱国”“柱国”为宋初的授勋等级，为虚衔是一种荣誉，与职权俸禄无关。999年的《未曾有下法经六译场列位》中润文是“中散大夫尚书司部郎中知制诰判史馆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臣朱昂”，中散大夫为正五品上，上柱国是正二品。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执政，因避其讳，相关的官名均作改动，如“正议大夫”改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改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改为“朝奉大夫”。北宋前期官员级别定为九品正从共十八阶，文散官分二十九阶，勋官十二等。《宋史》所记职官与列位中的官员名称相符，且由官员分级可见两位润文官员在职官序列当中处于较高等级。

从宋太宗979年对张洎“令以本官知译经院”到998年“诏知制诰朱昂兼译经润文官”，润文由普通职位到成为“官”，皇帝亲自委派官员管理，并正式任命官职，由级别较高并有深厚文学修养，有地方主要负责人任职经历的官员张洎、朱昂负责译经，授予来华高僧各种称号，对献经僧人赏赐，使译经僧人进入官员序列，这些行为体现了皇帝对译经工作的重视、译经制度的不断正规化，也体现了经历了衰微、重创之后的佛教在宋代地位的提高。

注释：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29页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37页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43页

（宋代）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8版，57页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