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是上还在使用的自源文字（指由记录本民族语言而创制的文字系统）。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是汉字的萌芽阶段，甲骨文将“图符”改造整合而成**早的文字系统，随后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这些古文字，其构形基本上是“图绘式”的，大部分构形能与单字（词）所指的事物形态相联系，而构形所用的“线”，是为“图绘”而设的，故而粗细均匀。由图绘意识而形成的文字审美标准，亦以整齐、均衡、图案化为旨趣。到了秦汉之际，隶书的出现使汉字由“线条”走向“笔划”，由象形性转向符号性，“图绘意识”逐渐转变为“书写意识”。书写的感觉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审美习惯，人们不再在意“图绘”的完美，而留意于“笔划”带来的点、线、面的变化，体验着“书写”带来的轻重疾徐的节奏动感之美。当然，构形之美仍然是被关注的重要成分，只是从具象转向了抽象。

汉字的抽象化次让书写有了写“意”的可能性，可以摆脱文字交际的负担而具有了抒情、审美的功能。笔划、笔顺带来的是与书法息息相关的笔法、笔势，这是书法艺术形成的基础。由篆到隶的古、今文字转变时期，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孕育期。隶书是对篆书的简化、解散和“放纵”；篆书相对于隶书乃有构形的严谨和图案化。

汉字发展到汉末魏晋，各种字体都已形成，加上大量的书写实践，汉字能够提供给书法艺术的造型元素已经相当丰富了，动、静各体均有。然而，将书法艺术推向更深更高一步的，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纸的大量应用。原来书契之材料，以竹、木、帛为主，帛物希价昂不易普及，竹木虽取之便宜，但因要成“册”（策），故必须成狭长之“简”，在简策上书字，必受形制局限而笔划不得伸展，帛受之影响也常常划以竖格或直接写成扁方之字，马王堆汉墓帛书可为证。此时，隶、章草之“笔划”已形成，在少数面积较大的“牍”上已可见放逸之笔，但终不自由。东汉至魏晋，制纸技术渐趋进步，当时一般官吏和民间已大量使用。没有纸，书写时“纵横驰骋”是不可想象的。及至晋人之行草书札传世，都折射了纸的运用对于“书写”的进一步解放并藉此扩展了书法抒情达意的功能。二是汉末魏晋，连年战争，世道混乱，人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即使门阀士族亦有生命短促之叹。汉代空前兴盛丰硕的哲学、艺术成就的继承者——魏晋士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常常思考生命的意义。事实上，当时文人已经领略到生命就是一个时间段中对于“存在”的体验，所以，魏晋时凡文章、辞赋、诗歌，多有深沉幽旷之意，悲凉浩荡之气。“书写”乃文人日常之行为。敏锐的、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能从“书写”中领略到生命的律动与稍纵即逝，视每个字、每一笔划为生命与情感状态的记录。这种“书写”能够精微地将隐秘的心理活动忠实地记录下来，甚乎绘画与诗歌。无疑，这正是书法作为“艺术”的真正价值。

书法其实没有“古、今”，书法即为“现代”的艺术；反之，以因袭为能事，书法只是过去的艺术、死亡的艺术。真正的书法艺术，在于以书法直抒胸臆、致力于艺术表现的观念和实践。

历史上每种书体每件作品，都有其构成的形式要素，而这些形式要素，是可以提取出来的，将其中某些强化某些弱化，某些夸大，某些消弭；有时在临习过程中，这种强化和弱化已经在进行，这取决于个人的理解角度、感受和分析能力的不同。而当这件传统作品的强化了的元素与另一件作品中的元素碰撞，恰好相得益彰并有意外之效果且整体趋于和谐时，某种程度的“创新”就已接近成功了。这个理念和过程，有时还不仅仅在于“形式要素”，甚至可以扩展为“文化元素”、“精神要素”。这就对创作者的气质和才华有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将自己当下的思想感情、文化积累和全部生活体验作为主导一切技术操作过程的“统率”，而对传统书迹，遗貌取神，观察他人作品，想象其“挥运之时”。以这样的状态创作，尽管笔下的书体还是有指向性——或魏碑、或行草或篆隶，但其面目早已是过去长期临习的“化身”。此时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宣泄和“现代话语”的尽情“陈述”。艺术创作时不必拘束自己——从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文化维度上解读古人，地把握吸收传统文化，也从一个“人”的本体角度解读书法艺术，在借助书法还原“人性”，沟通天人之际，将茫茫宇宙的浩然之气，将人生感慨和知识涵养尽情倾吐、表露，让生命之精彩在变幻的墨迹中留下痕迹。这，难道不是**为“现代”的艺术吗？－－太原书法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