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藏Ｓ.2711号等佛教写卷看吐蕃时期写经机制

      作者：吕丽军　单位：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　 职称：讲师

                                                                     发表于《中国书法》2019年7期

        获2019年度山西省社会科学成果“百部”（篇）工程奖，二等奖

摘要：英藏Ｓ.2711《金光明寺写经人名》、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等几件写卷是唐代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关于抄写佛教经卷制度的真实记录，将这几件表面不相关的、残破的经卷联系起来，探寻其内在联系，为无纪年的写卷确定书写时间，同时梳理出吐蕃官方写经的运行机制和流程。

关键词：唐代、吐蕃、抄经、佛教；

    唐代佛教兴盛，786年吐蕃开始统治敦煌，执政者重视佛教，寺院遍地，僧尼众多，抄经是官方的一项重要工程，流传至今的此时期的敦煌写卷数量多但极其分散，有的无纪年，有的极简短，只孤立地研究一个经卷所得很有限，英藏Ｓ.2711《金光明寺写经人名》、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Ｓ.6028《写经勘经人题签》几件写卷为研究唐代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官方写经的运行机制和流程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

一、校勘制度与专业写经生群体

    Ｓ.2711《金光明寺写经人名》为一幅横卷，高29cm宽31cm，卷子分七行，罗列众多人名，人名之间有空格，由右至左自上而下，内容如下：

金光明寺写经人：戒然、弘恩、荣照、张悟真、法贞、贤贤、寺加、

金、道政、缘法、俗人阴翯、郭英秀、索兴、索、索滔、

王英、张善、张润子、

离名、董法建、义其、惠照、辩空、法持、道岸、道秀、超岸、昙惠、

法口、利俗、净真、李岷、张宽、李清清、卢淡、陈璀、张润子、张峑、

宝器、张重润、翟丘、张献、髙子丰、左安、宗广、王进昌、孔爽、萨谦、

李颛、张英环、安国兴、张善、范椿、索奉禄。[1]

    字数较多的每行的首字和**后一字都紧贴边线，不知是写时即是如此还是后人裁割所为，在第三行与第四行之间空有很大距离，约有四行之远，在第五行“张润子”的右部及上部有一短横线与一竖线连接组成的像阿拉伯数字“7”的标注符号，在**后一行“张善”的名字旁也有同样的符号。“张善”在前半部分出现了一次，后半部分再次出现，且第二次出现时有符号，“张润子”也是前后各出现一次，且第二次出现时有符号。此卷无书写时间。

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正面只有一竖行，列人名，“张峑”被涂去，内容如下：

卢淡、孔爽、宗广、张峑、安国兴、范椿、翟今、张贲

在其背面有5竖行：

孔爽、卢淡、安国兴、椿范、宗广、翟今、张贲

海下：道岸、法持、张重润、高丰、李清清、王昌、李颛

济下：辩空、净真、道秀、张献、张宽、萨谦

惠下：义真、惠照、宝器、索禄、翟立、张峑、卢淡

崇恩下：昙惠、利俗、超岸、张还、左安、李岷。[2]

    背面的右边行人名从中下部开始书写，上半部分空白，第2－5行顶上边沿书写，行距均匀，中下部分空白。前后对比，正面为8人，“张峑”被涂去，背面****行为7人，去掉了“张峑”，即正面涂去的一人，且除了翟今、张贲外，前面人员的顺序发生了变化，“范椿”的人名也颠倒了，写成了“椿范”，在第4行的“张峑”旁出现了与Ｓ.2711号“张润子”名字旁同样的符号。可以推测，正面的一行为草稿，后面的一行为正式书写。此卷上也无书写时间。与Ｓ.2711全为人名不同，Ｓ.7945背面顶边线书写的后四行有一个共同特征即“ＸＸ下”，“海下、济下、惠下、崇恩下”。人名的字间距很紧密，人名之间有明显空格，而在“海下、济下、惠下、崇恩下”的下部也有有意留空格的意思，虽然不是很大，后四行每行下部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写人名，所以可以排除这四者不是普通的写经人名，有可能是写经组的组长，即使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工作方式也是很常见的，工作量巨大，只凭几个人无法完成，于是分成多个小组，每个小组有特定的任务，小组有组长，组员有分工。

    Ｓ.6028《写经勘经人题签》由14个大小不一的小纸条组成，分四行由右至左纵向排列，前两行各三条，后两行各四条，每一条因写字多少不同而长度不同，内容如下：

范椿、义泉勘了。王昌、像海勘两遍了。李涓写，勘了。

宝良器。超岸写勘了；崇恩、像幽第二勘。索海、惠炬勘了。

道正勘了，洪言一遍了，惠炬二遍了。勤勘了。贤贤。离名。

张善、惠炬勘了，又洪言了。超岸。勤勘了。王文宗写。[3]

    十四个小纸条，书写风格完全不同，****行“范椿、义泉勘了。”中有两个人名，很明显，****个人名是一种风格，后四个字是另一人所写。第二个纸条“王昌、像海勘两遍了。”也是如此，“王昌”二字书写工整，用笔重，后几字则笔画细，书写较随意。****个纸条上的两个人做的工作只是勘，而且只有一次，第二个纸条上明确写明勘了两次，在这里，写与勘是不同的人。第三个纸条是“李涓写，勘了。”写与勘是同一人。第二竖行的个纸条只有“宝良器”三字，第二个纸条上有“超岸写勘了；崇恩、像幽第二勘。”，超岸既写又进行了次勘，崇恩、像幽二人进行二次勘。第三行个纸条“道正勘了，洪言一遍了，惠炬二遍了。”说明道正勘了一次，洪言又进行了一次，之后惠炬继续进行了一次。第四行个纸条“张善、惠炬勘了，又洪言了。”说明张善、惠炬二人校勘了一次，洪言又进行了一次，前者为洪言先校勘，惠炬其次。后者则张善、惠炬行校勘而洪言其次。这即是出版业的互校和三校制度。这个卷子上都是个人的签名，从书写水平上来说，不是很好，都很随意，如果他们是写经生的话，不应当是这样的水平，这就很矛盾，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写经时很严谨认真，而之外的写字则可以随意放纵一些，更何况这个签名不是作为经文的落款出现，自然也不是经文的一部分，而是单独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当然就不用那么态度认真了。可以看到，有一个签名“王昌”极其工整，将其放入一件经文长卷中也不会有不协调感，有可能这个人是一个写字认真的人，不分抄经与否，都很工整。也有可能此人刚刚写完一部分经卷，仍然处于抄写的状态中，就被上级催促签名。不过这种以小纸条的形式写签名和勘的信息比较罕见。本卷体现了互校和三校制度，说明所写所勘的对象是很重要的。

    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中的张重润、安国兴、宗广、李颛、宝器、左安、范椿、昙惠、萨谦、张宽、净真，这些人在Ｓ.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中都出现了，于是这两件写卷有了联系。Ｓ.6028《写经勘经人题签》也出现了几个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中出现过的人名：超岸、范椿、王昌。在这三件经卷中出现了共同的写经人员名字，是否可以推测，当时存在一个专业的写经生群体，他们供职于专业的写经机构，由机构的负责人向他们分配写经任务，不同的时间，写不同的佛经，于是出现了名字重合。如同商代甲骨文的书写和契刻者——贞人，贞人是当时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书写水平的专业人员，众多的甲骨文就是由少数的具有专业技能的贞人书写契刻而成，这些人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贞人与写经生应当是具有同样作用的书写者。这些写经生的名字皆为汉人名字，从身份来分，有的为僧人如法贞、道秀、缘法等等，有的为未出家者而以此谋生者如王进昌、张英环等等。张、索、阴、李为敦煌汉人大姓，这三件经卷中也有这种姓氏的写经者，汉人写汉字佛经具有其它民族的写经者所没有的优势，因而此时期的写经也是以汉人为主要力量。

二、无纪年写卷书写时间的确定

    Ｓ.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Ｓ.6028《写经勘经人题签》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一些人名的罗列，没有任何时间信息，写于何时？写什么经？Ｓ.2711号中的“张润子”提供了这三件文书的时间线索。根据另一件有明确纪年的文书，Ｓ.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大蕃岁次辛巳年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姓就龙兴寺设乐，寺卿张润子家人圆满，至其日暮间至寺署设乐……。” [4] “大蕃”即吐蕃，“辛巳年”为唐德宗真元十七年，即801年。张润子前加了职务即寺卿，这是什么级别的官员?这个职位属于寺院的****管理层，由此看来，此人不是写经生，Ｓ.2711中还应当有与张润子一样的寺院管理人员，由这个时间可以确定Ｓ.2711号所列人员生活在786年吐蕃开始统治敦煌后的初期。

    Ｓ.2729《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上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附辰年至申年注记》[5]，此件文书记载了沙州地区寺院、僧尼的名字、总人数及已死者的信息。辰年为公元788年，“论悉诺罗”是人名，他在午年即790 年分部落后担任瓜州节度使，管辖敦煌。“分部落”指的是将所有在册人口分类以利于管理。“接谟”即“佥牟”，因是音译而有不同的汉字，“佥牟使”即吐蕃负责户籍管理的官员。“勘牌子”即统计户口。“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敦煌，改名为沙州，开始对敦煌的统治，其控制时间自786年到848年。任何一个新生政权都迫切希望政权稳定、长治久安，同时也需要税收与劳力，有了经济基础才能维持统治机器运转，于是都要进行人口统计，运用****的数据制定各种政策。Ｓ.2729即是吐蕃控制敦煌初期的一件统计人口表，其标题中有“辰年至申年”，则所记当是自788年到792年的数据，即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此时为唐德宗贞元四年到八年。里面列有不同的寺院名字及所属人员，这些寺院是当时官方统计的沙州地区的所有寺院。在每个寺院**后一人名字后标有的数字为本寺的总人数，如金光明寺是16人，而在有些人名旁写有小字，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死，金光明寺有两人死去，午年1人、未年1人，生者还有14人。卷子**后有统计的总人数“都计见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内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后有“辰年三月，僧尼部落米净辩牒。”在此之前的信息即Ｓ.2729卷名中所提的“勘牌子历”，后面的内容是所附的“辰年至申年注记”。另起一行有“造牌子后死，辰年三月十日龙兴寺僧张净涂死”，之后所有行均是类似的信息，写有死者姓名和死的时间及勘检者，如“午年七月廿五日金光明寺娄惠观死，杨舍人检。”这个总的记录死者的信息实际是来自于前边死者名字旁的小字标注，是对所有死者信息的汇总，只是在每人后又加上负责检查的人名。在“造牌子”即户籍登记后**早的死者是“辰年三月十日龙兴寺僧张净涂”，金光明寺娄惠观死于“午年”即790年。**晚的死者记录止于申年，即792年。此卷与前列诸卷的不同是有明确的书写时间“辰年三月”即788年，在这一年怎么会知道后面五年有哪些人会死呢，而且详细的死亡时间也列了出来。从书写风格来看前后两部分为一人所写，前半部分“勘牌子历”写于788年，“勘牌子历”人名旁的死者信息与“注记”写于同一时间，前后两部分时间跨度至少五年，“辰年至申年注记”**早也是写于申年的次年即酉年793年，

    Ｓ.2712《沙洲诸寺付抄经历》列有很多寺院名字，是这些官方寺院收到各寺院工作成果的统计表，Ｓ.2729《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上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附辰年至申年注记》中也列有各寺院名字，是对寺院及在册人员的统计，僧寺依次有龙兴寺、大云寺、莲台寺、灵图寺、金光明寺、永真寺、乾元寺、 开元寺、报恩寺，尼寺有灵修寺、普光寺、大乘寺、潘原堡。这两个卷子中有很多寺名重合，由此可以推定二者处于同一时期，即使不能确定是788年，至少也是吐蕃执政早期。

三、经生分工与机构分工

    Ｓ.2729《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上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附辰年至申年注记》所列金光明寺的16个人与Ｓ.2711《金光明寺写经人名》的前半部分没有相同的人名，到是发现了另一个现象，Ｓ.2729大云寺下的僧人有贺辩空、王利俗，乾元寺萨像幽，灵图寺曹离名，如果去掉其姓的话，则与Ｓ.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后半部分的一些人名相同，所以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认为Ｓ.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的定名不够严谨，应当定名为《金光明等寺写经人名录》。可以认为，当时的写经是有专业分工的，即一位写经生专门写一个经或者几个经，因为经常写一个经就会对此经的内容熟悉，写得次数多了就少错误，甚至有可能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只写固定几个经。如同老师授课，多年只教一门课或者几门课，对课程会比其它初次教授的老师更为熟悉，也更少教学失误。Ｓ.2729这张卷子上的人名是来自不同寺院的对某个经很熟悉的抄写人员，因为内容熟悉就能较大概率的避免错误，而生手则错误的机率较大，这些其它寺的人员是“借调”人员，既然已经在那里工作，对外则可以视为是本寺人员。可见写经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是常态。

    Ｓ.2712《沙洲诸寺付抄经历》[6]是各寺院交付所抄经的统计数据，其格式为寺院名，之后是交付的经名及数量，如正面右****行为“大乘寺付大般若经从袟至第卅袟付明顺”，第四行为“灵修寺付大般若经廿七袟付明性。”背面如“金光明十住毗婆沙第二袟七卷诚实论第二袟十卷摄大乘论七卷一袟”，另起一行接续“摄大乘本论译僧祇律第四袟……” 金光明寺、大云寺都是占了五行，而大乘寺只有一行，灵修寺只有半行，从经文种类来看，金光明寺、大云寺写了各种不同的经卷，其交付记录格式为“Ｘ经第Ｘ袟Ｘ卷，”说明其所交为某经的某袟，共多少卷。大乘寺、灵修寺所占行数虽少，却不能认为其写经量少，大乘寺交大般若经共三十袟，灵修寺付大般若经共廿七袟，而玄奘所译《大般若经》共60帙，这两个寺院一次所交就达总量的一半。有学者认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主要抄写的佛经为《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从Ｓ.2712《沙洲诸寺付抄经历》来看，这个观点是有局限的。当时抄写的佛经种类多样丰富，并且每一个寺院的写经实力都相当强大，对所抄经卷应当有明确的分工，比如大乘寺只抄《大般若经》，金光明寺则所抄较杂，其杂的原因是这个机构的人员来自各处，有擅长不同佛经的写经生。

四、总结　　　　

    Ｓ.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是来自不同寺院的长于不同经卷的写经人员的初次集结汇总，Ｓ.7945《僧俗分团名簿》是对如Ｓ.2711号《金光明寺写经人名》和其他类似名单中写经人员的分组，一组中的写经生均长于写某经，这一组就是专门负责写某经的。Ｓ6028《写经勘经人题签》是对写完的经卷校对签名。Ｓ.2712《沙洲诸寺付抄经历》是各寺所抄写的经卷数量及经名的统计表。Ｓ.2729《辰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上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附辰年至申年注记》，提供了僧人名字、数量、寺院名字。Ｓ.381提供了这些海量经卷书写的时间。这几件经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写经卷的过程，有管理机构，有进行分组，有书写和校对信息，有写经者的机构来源，有不同机构的合作写经，有完成任务之后的信息汇总，这个过程环环相扣，从分配任务到书写到上交成果。我们通过对以上这些松散的、看似不关联的材料的深入研究，将他们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孤立的材料有了新的意义。吐蕃政权执政之始即大力弘扬佛教，这自然有其政治目的。寺院林立，僧尼人数不断增多，写经是官方的一项重要活动，既有政治意义又有宗教意义。书写的经卷数量极其巨大，这样持续的大规模的抄写经卷，只凭民众自发而为是无法实现的，无法保证数量，更无法保证质量，必须有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其间也一定有严密的写经制度，涉及写经机构的设置、官员选派、管理监督、写经人员的选拔、书写质量的标准、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赏罚措施等等。写经是一项官方工程，有一套严密的机制，完整的有序的工作流程，从以上经卷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个机制与流程。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第4卷[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07.

[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 第12卷[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5－76.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 第10卷[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46.

[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 第1卷[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66.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 第4卷[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17.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藏敦煌文献. 第4卷[Ｇ].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