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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法发展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启示

编辑：2021-08-19 10:44:17

唐代书法发展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启示

作者：吕丽军

《十一届汉字书法国际教育论坛》特邀论文

论文摘要：书法在唐代兴盛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首先**重要的原因是将书法教育制度化、常规化，以保证书法教育有序运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一个朝代，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顶峰，无论书法理论、书体发展、书法创作，都足可傲视历朝。对唐代官方书学、书法人才选拔制度作一细致考察，运用“古为今用”“拿来主义”的方法，会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唐代书学；书法教育制度；人才选拔；

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如唐代一样完备，而是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完善过程，即使唐代也在不断反复调整。上古五帝时即有“成均”，这是**原始的学校，有据可考的书法教育出现在商代，从河南安阳出土的一片甲骨上发现，有老师刻的比较规范的文字，另有学生学刻的尚为稚嫩的文字。西周时“六艺”之一的“书”，即是书法教育，将书法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学习。秦代的书法教育同前代一样，是一种职业教育，专门为培养使用，之后的汉、晋等朝代也是如此。与其说是书法教育，不如准确地说是写字教育，终目标是实用、好认、美观、整齐，其就业方向主要是图书整理、文书书写抄录，书法只是一种工具，类于今天的秘书必须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以保证公务能够正常进行，为行政事务服务。纵览中国古代，书法教育都以实用为核心，纯艺术书法教育没有进入教育体系当中。书法在当政者眼中并不重要，没有上升到如儒家经典、文学般“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但是，总的趋势是书法教育在不断制度化，不论政权如何更迭，王朝如何兴替，书法没有衰亡，一直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其它地方如苏美尔文字则早已消失。
　　唐代大兴文化，重视经学，继承前代书法教育制度，书学制度进入史上完备的时代，同时也促成了唐代书法的大繁荣大发展。在中国古代，皇帝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都有决定性作用，书法领域也不例外，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立国之初就重视教育、重视书法，为整个唐代书法教育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李世民于627年开始执政，多次视查国子监，为学校增加校舍、扩充学生、设置书学博士，命令贵族子弟有悟性者学习书法，指定虞世南、欧阳询教授楷书，一时间，海外各国学生纷至沓来，为书法的对外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玄宗李隆基于718年广召能书者进入昭文馆，“皆亲经御简。”大大提高了书法人才的社会地位。宪宗李纯于807年对各馆定员，一年内两次定员，从数量上看，书馆、算馆、律馆所占比例**少，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广文馆所占比重大，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考虑，书法占有了一定的位置；从重要性来讲，重视的是经学这些能对发展起到直接作用的学科，书法能发展到此种程度，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
　　在现代教育制度中，学校教育制度规定了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对史料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官方书法教育中，确定了书法的上级管理机构国子监，负责人是国子祭酒，书法是国子监开设的一门学科，唐代几百年中，时设时撤，可以肯定的是，书学从未像灭佛一样完全禁止过，而是呈现一种稳定的常态化的发展状态。各个皇帝都大力提倡书学，有专门的校舍，设书学博士，皇帝亲自指定书法家教授贵族子弟学习楷书。对学生数量定员以保证授课质量，规定具体学习课程、学习时间、考核制度，赏罚分明，有据可依。书学主要学习《字林》《石经》《三苍》《尔雅》《说文》，“小学”的学习内容，从现在看来好像与书法无关，实质上却是书法学习的基础课。将文字训诂作为书法学习的基础，这无疑是有很强的学术眼光的，也是符合书法学习规律的。如果说《说文》《字林》这些课程是基础课，那么，《石经》的学习就可以视为书法专业课。从内容上来说，《石经》是儒家经典，符合的官方意识形态方向；从字体来讲，《石经》由古文、小篆、隶书书写而成，有规范汉字书写的作用，避免一字多形，其功用与李斯的《峄山碑》相同，都有正定文字、方便社会使用的目的。没有实行免费入学制度，学生需要“行束修之礼，礼于师”，以体现尊师之义，学费多少各馆情形又有不同，如国学太学较多，书学算学较少。各地方政府也要上捐一定的财物以保证地方学生学习，校方所得学费有明确的分配标准，即“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使得教师能安心教书，不为物质生活担忧。这些特点已完全具备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全部特征。所以，唐代书法的兴盛，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是唐代官方制度保证下的必然结果。

大一统的治理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中央机关的政令需要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地，直到行政系统末梢，而这些文件的书写抄录就需要专门的书法人才来负责，唐代如此，汉代也是如此，从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汉简中可以看到汉代官方文件传递的程序，这些书写者均经过官方严格的书写培训，但是地位很低，属于“小吏”。书法人才的地位在唐代也不高，但是也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下层百姓通过组织的考试就可以成为吃俸禄的人，可以享受相当的待遇，这无疑是下层农民阶层青年的一条出路，这种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并且还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
　为书法人才设有编制，“能书”是**重要标准，但这里的“书”，不是书法艺术，从字体上来讲也不是草书、行书、篆书，而是为实用的楷书，如“置楷书郎，掌抄写御书”，做的是抄写誊录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可言，如同当时设置的装潢工、拓书手、装书手一样，是一个技术工人。“楷书手”这些专职进行文书抄写的大批职业写手，对汉字书写的规范化功不可没，这些职位对书写能力的要求与吏部选拔官员对书写水平的要求相比，更严格更苛刻。希望以“书”这一薄技安身立命者，如果其水平能达到政府对此职位的要求——“能书”，其人命运将从此改变，书写水平与功名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我们熟知的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在当时是重臣，在中央政府机关均担任重要职务，甚至要负起平定叛乱、维护稳定的历史使命，他们既不以书法为业谋生，也不以书法邀宠，书法真正是余事。
　　书判是否过关，即“刀笔皆精”是政府择吏的一个标准。通过了科举考试并不是一定能做官，这只是获得了“出身”，是做官的前提，通过吏部考试才能做官，职位限定为六品以下。考核通过后还要看有无空缺职位，没有的话就只能等待。对书法的考察不设单独考试，审阅应试者判词时同步完成书法考核。通过文章考察应试者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的同时考核书写能力，是一举几得之事。在今天的公务员考试、高考语文当中也是如此，通过写文章来考核学生的综合水平和文化素质，书写能力的分值列入总分当中。史料中有“况其书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可见书判之事，有可能做弊。唐玄宗时，有吏部官员在选拔考试中做弊，玄宗知道后当面重考，结果“金榜题名”的一官员公子竟然目不识丁。为了防止此种事情，有人建议先进行初试，待复试时将两次考试的书判进行比对，如果书写风格及文章风格明显不是一人所为则给予处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总是想当然地以史料当中的一些规定条文来看待书法在当时的重要性，以为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历史也必然是这样无折扣的实行的。史料固然有其价值，但是，通过考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实，书法水平却在官员选拔当中仅仅是一个辅助标准。太宗曾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今专以言辞刀笔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后败职，虽刑戮之，而民已敝矣。”以“书”择吏无法看到应试者的真实操行与行政才能，待其为官后如果不能胜任职责，即使将其处以极刑也已经为时过晚，因为百姓已经深受其害了。在官员铨选制度上，还设立了其它一系列的制度以保证所选人才能尽忠职守。即使如此，将书法作为一项常规的考核标准实行，对书法发展仍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其在执行过程中也许不很严格，也许更看重的是应试者的品德与文才，但这一制度真正地刺激了所有有意在仕途发展的文人。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唐代文人都擅长书法与文学，李白、杜牧、贺知章、张旭等等既是书法家有作品传世又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唐代的书法各体都达到了历史顶峰，其它领域如绘画、诗歌、雕塑等也都成绩不俗。其它朝代的书法发展难以超越唐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超越唐代的，刺激书法普及、提高和选拔书法人才的制度。

通过对唐代书法教育的考察，或许能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对书法的重视仍有待提高。书法在唐代的地位也不高，不能与儒学、文学等相比，但是书法因其实用性，仍有独特的作用，仍有存在价值。在当代，书法已完全脱离日常使用，其重要性与存在价值无法与唐代相比。电脑的普及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书写量大大减少，莫说是按书法的标准来写字，能把字写正确已是不易，看看各类学校里老师的字，博士的字、教授的字，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民写字不好”的时代。高考对书法的轻视即是这种恶果产生的原因。如果在各级各类升学、升职考试中都如唐代一样重视书写，这种现象会很快得到改观。在当前这种社会氛围下兴起的高等书法教育正在蓬勃发展，令人吃惊的是，短短数年内，全国开办书法专业的高校已近两百所！各高等学校培养目标不尽相同，有的高校明确的目的是要在短短的四年之内培养书法家、艺术家；有的高校是培养书法老师；有的高校则很茫然，没有目标。办学目标的过高过低对专业发展都不是好事，一些高校在不具备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出于各种目的盲目跟风开办书法专业，也许只是出于创办者的个人爱好，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山头”，三两个人就能成立一个书法系，没有老师就东拼西凑，请社会上的所谓“书法家”教学，这些“书法家”有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书法只是喜欢而已；有的则纯属业余爱好；有的则从未经过正规书法教育，通过种种渠道成为各级书法协会的理事、委员、主席。让业余爱好者来教书法专业本科生，浪费了学生的时间，损害了学生的利益。而在高校的书法专业办各种展览时，却往往会以请到这些理事、主席到场为荣，专业的书法教师、教授，还要听这些“江湖书家”的“点评”，真是对当代书法教育莫大的讽刺！当代书法高等教育中，另一问题是没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统一的为各高校均可接受的书法教材；一所高校之内，同一门课程由不同的老师教授，其教学思路及教授内容也会大有不同，因无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各校各书法专业老师均是凭自己的喜好进行经验式教学，与从前随意的师徒传授类似，谈不到高等教育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严肃性。而在文学、美术、历史等等学科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也是书法这一新兴学科刚刚起步所面对的重要的问题。教学过程和教学成果的评价体系也没有建立，这使得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操作性强的衡量标准，无法调动专业课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学生在教育体制中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公开表达对教师教学水平及不负责任教学态度的不满，于是成为了体制的直接受害者。一个合格的高校书法专业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书法理论知识也要有娴熟的书写技能，既要有深厚的文史哲知识素养，也要懂得教育学心理学知识。高等书法教育需要有常备的正规的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专业书法研究者进行教学，唐代规定书法博士为书法教师，学生人数有严格限制，学生所学课程不只简单临摹几种书体，而是要研究《字林》《说文》这些能解释汉字来源的、于书法专业而言**基础**核心的学问。除这些基本的字书外，其它字书也在学习研究范围之内，学习年限也有规定，《说文》两年，《字林》一年，《石经》三体书三年，唐代的官方书法学习课程需要数年之功，而不是速成。官方有统一的指定的书法课程和书法教材，民间学生也有《急就篇》《千字文》《上大人》之类的为社会所公认的识字习字书法教材。在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中，开《字林》《说文》课程的高校少之又少，即使有也是浅尝辄止。在教学人数方面，校方不断扩招导致教室空间拥挤、单个班级学生人数过多，本科一个年级几百人，研究生一个导师几十个人，教师没有精力精心指导每一位学生，不可能与学生就专业问题达到有效的交流沟通，呈现“放羊式”的“自生自灭”状态。校方将学生的参展获奖作为奖励的指标，而这些展览又是由非专业人士评审的，于是进了一个怪圈，学生按指挥棒方向前进，纷纷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参加“名师”培训班，名为学习实则在寻找人身依附，这种情况在本科、硕士、博士生中已很常见。学生所求者只是学校的一张文凭而已。在高校的专业教育与校外的所谓“名家”之间形成了一股对峙的势态，且呈现一种高校劣势的情形，这是迷信权力、迷信地位、将书法专业“去专业化”的反映，这对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及其不利。唐代帝王、官员是真通书者，反观当今则可见天壤之别。此外，高校重视写字，不重视理论研究和文化素养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唐代的吏部选拔官员将“书判”作为一项标准，书写与行文相比较，更看重的是文词的逻辑性及优美性，而现在进入高校书法专业学习的学生，文化基础过于薄弱，进入大学后认为万事大吉，也不在提高文化水平上下功夫。严重缺乏学术理论训练导致在写毕业论文时，出现很大问题，更无法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唐代书法教育中有淘汰一项，学习到规定的年限后，会考察其是否“业成”，这会逼迫学生产生很大动力学习。在当代，学生的学习劲头固然可以调动起来，但是，如果校方的指挥棒方向不正确的话，学生的力量也会白白浪费。当前的书法高等教育没有引入淘汰制，实行的是“严进宽出”模式，这使得学生完全没有了毕业压力，在学期间也不可能完全投入到书法学习研究当中。高校书法专业应当向哪个方向迈进，教育目的是什么，培养目标是什么，教育层面的重视，编写统一教学大纲和统编高等书法教材，有没有一个各个高校都能认可的教师教学监督评价体系，学生毕业淘汰制的引入，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妥善解决的话，书法高等教育一定会是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如果能够改变目前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一盘散沙的高等书法教育局面，将全国的书法高等教育进行统筹管理，作“一局棋”思考，进行长远规划，书法的复兴指日可待！当前的书法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我们需要借鉴唐代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优点，从书法的艺术教育、普及教育两个层次着手，制定选拔书法人才的可行制度，大力解决高校书法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大力加强书法对外交流，积极传播书法文化，如此，中国书法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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